[易经的奥秘读后感]-------《易经的奥秘》读后感 《易经》，始终是我头脑中的一个不曾解开的问号，记得在上学时，一次偶然的机会，了解到同桌的父亲，一个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对《易经》痴迷不已，而《易经》，印象中只是求卜问卦的的书，一个...
易者有三，一者，日月为易，易字上日下月，易经就是日月规律的经书；二者易者为变，易经是讲变化规律的经书；三者，易者古代指蜥蜴—变色龙，用来代表变化多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秘密色彩。 易经讲变易、不易、简易。不易——不变的是一阴一阳之谓...
易经六十四卦 第1卦乾为天（乾卦）刚健中正 上上卦 象曰：困龙得水好运交，不由喜气上眉梢，一切谋望皆如意，向后时运渐渐高。 这个卦是同卦（下乾上乾）相叠。象征天，喻龙（德才的君子），又象征纯粹的阳 和健，表明兴盛强剑乾卦是根据万物变...
和成圣的最高人格相适应，儒家的最高社会理想是世界大同。这个大同世界不是纯理念化的，而是具体化了的，儒家的重要经典《礼记》中的《礼运》篇描述大同世界的社会景象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根据《礼运》的这段描述，儒家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1.全民公有的社会制度。
2.选贤与能的管理体制。
3.讲信修睦的人际关系。
4.人得其所的社会保障。
5.人人为公的社会道德。
6.各尽其力的劳动态度。
大同世界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可谓是思之深刻而虑之长远的，除了所有制的问题提得不够明确外，与当代的社会主义社会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然则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呢?是《礼运》作者的天才?是文化现象的偶然跳跃?还是传统说法的圣心所起呢?实际都不是，它是有本有源的，这个源本就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丰富的远古文化，以及灿烂的《易》学思想，这点我们将在后面详细论述。
二、小康思想
和反王权的大同思想相反，小康思想则是歌颂王权的，也惟其有歌颂王权的小康思想的掩护，反王权的大同思想才得以存在；作为思想才不致被历代王权所取缔。
儒家的小康思想与大同思想同时出现在《礼记·礼运》编。文章在以“是谓大同”总结了上文之后笔锋一转，用完全与大同思想相对立的语言开篇：“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作为社会制度和社会景象，小康与大同几乎全是对立的。在这里，天下为公的大道没有了，“天下为公”的响亮口号改成了“天下为家”。在天下为家的总原则下，一切社会现象都与大同世界相反。人们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为己藏，力为己出，人人为公的社会道德没有了，各尽其力的劳动态度没有了。所有这些，来自权力的私有：“大人世及以为礼。”大人世及也就是君主世袭。为了说明这种世袭的合理性，于是产生了为其服务的观念形态，一是礼，一是义。什么叫礼?什么叫义?《礼运》的作者十分深刻地指出：“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原来礼的本质是全在于为世袭的王权服务的。有权力的人就理所当然地应当受到尊敬，受到膜拜，就要至高无尚，这就是“礼”。尊重权力既然是礼，与之相适应，保护权力自然就是义了，所以要“城郭沟池以为固”。而权力之所以要有“礼”来尊重，要有“义”来维护，就是因为它是世袭的，没有民众基础的，受到人们反对的。礼、义的本质从反面说明了大同世界的公理性，说明了大道之行的正义性，同时也说明了礼、义本身的虚假性。
由于世袭权力的需要产生了礼、义，于是礼、义成了权力世袭社会的纲纪，用以规范一切行为道德。作者一连举出了七个方面的行为规范：正君臣，笃父子，睦兄弟，和夫妇，设制度，立田里，贤勇知。以礼义正君臣关系，以礼义笃父子关系，以礼、义睦兄弟，以礼义和夫妇等等。除此之外，制度的确定，田里的建立，贤智的鉴别，一切皆以礼、义为标准，以礼义为依据。礼、义表面上是超脱的、公道的，实际上是依附于权力的，为权力服务的。
权力的世袭产生了礼、义，同时也产生了普遍的私有观念：“以功为己。”以功为己即以是否对自己有利作为衡量功利的标准和尺度，于是“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既然“以功为己”，人人都为自己打算，就不能不开动脑子，以资防备，以行进取，因为你不打别人的主意，别人就要打你的主意，于是“谋用是作”。用者因也，各种损人利己的阴谋因此产生，人人勾心斗角，社会危机四伏。心斗之余继之以言，言斗之后继之以力，于是“兵由此起”，争斗无宁日。
尽管礼、义是为权力而设的，然而在“天下为家”的社会又必须崇礼倡义，大禹、成汤、文王、武王、周公便是榜样。“此六君子者，未有不懂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禹、汤等六君子治世，以礼为纲，以著义、考信、明过、扬慈、奖让六者为目，而且示民以常久，使之成为风气，如此社会方能在人自为私的情况下大体安定，谓之小康。康者安也，所以说大体安定。“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凡不能这样做的，在位者去位，无位者遭殃，天下大乱。
不难看出，《礼运》的作者对小康社会是名褒实贬的。针贬之一，公开指出小康的前提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丧失了“大道”而以天下为家的社会，自然不是理想的社会。针贬之二，这个在家天下统治下的小康社会是个人各为己，自私自利，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社会，而这些自私自利的不良思想和矛盾斗争的复杂关系都是因为“大人世及”引起的。针贬之三，这样的小康在漫长的三代仅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人才差可达到，实际上在“谋用是作”的环境里是无法达到的。打开人类历史，见到的尽是“在势者去，众以为殃”的可怕事实。为了权力和财富的争夺，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兄弟相残，叔侄相害者更有之。就以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年代为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至于遭殃的民众，就没有人统计，也无法统计了。所以，《礼运》的作者描述小康，表面上在歌颂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的盛德，实际上是在抵制天下为家的“大人世及”制度，旁及这种制度下形成的自私自利的社会风气。
《礼运》中的小康尽管与大同相形见绌，且又语多贬辞，但秦汉以后的儒者尊小康而不言大同，具体表现是以三代为法，尊禹汤文武周公为圣，于是大同的历史和理想被抛弃了。造成大同历史割裂的始于东汉郑康成。郑氏注《礼记》，以大道之行为五帝事，而五帝通常包括黄帝、尧、舜。黄帝、尧、舜之世并非“谋闭不兴”，黄帝曾战蚩尤于涿鹿，舜征有苗。由于混淆了大同和小康的历史界线，大同世界的“谋闭而不兴”与小康之治的“兵由此起”发生了矛盾，于是后儒补充纠正并为之圆场说：“《正义》曰以三王之时教会稠数，欲责繁多，在下不堪其弊，则致如此。然谓谋作兵起也，案《史记》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尚书》舜征有苗，则五帝有兵。今此三五之时而云兵由此起者，兵设久矣，但上代之时用之希少，时有所用，故虽用而不言也。三王之时每事须兵，兵起繁数，故云兵由此起也。”其实这个圆场是无法使圆的，既然是“谋闭而不兴”的大同世界，何设兵之必要?既以设兵，何大同之有?且《礼运》明明是说：“兵由此起”，指的是小康之世的三代禹汤文武的盛世。起者始也，不是此时才兴起的事，怎么能说“由此起”呢?其实这种解释的目的主要不在于兵起何时，而在于混淆“大同”与“小康”的界线，大同既然也有战涿鹿、征三苗之事，说明兵者自古有之，乃至“每事须兵”。既然社会要靠武力来维持，则《礼运》描写的“天下为公”的原则，“讲信修睦”的世风，彼此亲善的关系，人人为公的道德，以及“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的社会秩序，也就不复存在了。
何以要混淆大同与小康的界线呢?目的又在于为“大人”的家天下讳。后世注家在解释小康的“大人世及”一语说：“注：大人，诸侯也。”为什么“大人”指诸侯，而不能指天子呢?天子难道不是典型的世袭么?为了说明“大人世及”不是指天子而是指诸侯，注者又作了极其无力的解释：“《正义》曰：上既云“天下为家”，是天子之治天下也，以大人世及而为礼，明大人非天子。凡文各有所对，《易·革》卦，大人虎变对君子豹变，故大人为天子。”注者解释的唯一理由是“凡文各有所对”，因为上文的“天下为家”讲的是天子，所以下文的“大人世及”必然是讲诸候，就像《革》卦的“大人虎变君子豹变”一样。这个理由就有此强词夺理了。
或以为“天下为家”就是王者视天下为家，说的是王者对天下关切之深，所以“天下为家”与“天下为公”的宏旨是一致的。这是对原文的恶意歪曲!原文清楚地说：“大道既隐，天下为家”，说的是“天下为公”的大道隐去之后才出了“天下为家”，后者是前者的倒退和反动，何言宏旨一致?为什么先人的合理思想于千百年后反遭到后人的歪曲呢?没有别的，王权的影响所致，所以说后人的思想就一定比前人先进，处处用进化论来套解社会现象，是不科学的。
三、大同思想与《周易》的渊缘关系
早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出现与当代社会主义社会相类似的大同思想本来就是奇迹，但这个奇迹并非是无缘无故地偶然出现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思想渊源和社会基础，而这些大多又与《周易》的思想和材料相联系。
(一)历史渊源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而特别又有着极其丰富的介于历史和传说之间的远古史资料。《周礼·春官》：“外书掌书外气，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三皇五帝之时不一定有正规的史籍，但既然设专门衙门掌管，至少也有一定数量的史料，包括文和献的两个方面的史料。
三皇五帝是我国远古史的两个极其重要的阶段，许多带政治和制度性的传说就发生在这里。三皇虽然和五帝并称，但却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
自然也是两种不同的社会风貌。桓谭《新论》：“三皇以道治而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义，五伯(霸)以权智。”阮籍《通老论》也说：“三皇依道，五帝仗德，三王施仁，五霸行义。”道法自然，“以道治”也就是按人类社会最初的状貌来治理，指的自然是原始共产社会。原始社会是无所谓皇与帝的，也无所谓权力。黄石公《三略》区别三皇与五帝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构说：“夫三皇无言化流四海，故天下无所归功帝者，体天则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让功，四海行焉。王者制人道德，降心服志，设矩备衰，有察之政，甲兵之事备而无争战血刃之用，天下太平。”三皇时代是不存在政教的，人们按照天地运转的自然法则劳作生活，“故天下无所归功于帝者”，然而天下太平。有王的时代就不同了，道德规范有了，政教法令有了，规矩原则有了，甲兵之事也有了，然而也天下太平。所谓有王的时代也就是夏、商、周的三王时代。对照前面所述的大同和小康，正好是大同属三皇时代，而小康则是夏、商、周的三王时代。
借用孔子的口气说：“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来之逮也，而有志焉。”
这段话从字面上看，是孔子感叹自己其生也晚，未赶上大道施行的时机，也未见到三代英明之主，然而却向往天下为公的大道。这算是提起下文的导语，同时也是有意制造模糊的巧设。我们知道，“三代”指夏、商、周，“三代之英”自然是指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等六君子，而六君子都是小康之治的代表。然则行大道的是谁呢?是什么时候呢?作者没有说。其所以不说，其中就有个肯定王权与否定王权的问题，因为三代之前是三皇和五帝时代，明确说大道之行在三皇时期，则颂扬大道便是否定王权；如说大道之行在五帝时期，虽然肯定了王权，但却伤害了大道，因而既不说三皇，也不说五帝。郑康成注《礼记》，肯定“大道谓五帝时也”，于是就产生了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兵起于何时的矛盾。然则究竟是三皇还是五帝呢?我们认为更像是三皇，因为只有三皇时代的原始共产社会才有可能作为大同世界的历史渊源。这点，《易传·系辞》已经为我们勾勒出了大致的轮廓。
(二)思想渊源
大同思想最主要的特点是用“天下为公”的口号反对王权，不是反对被后儒窜改了的立长立嫡，反对传天位于子，而是从根本上取消王权，否定王权的存在。这点，我们只要将《礼运》对大同世界的描写和后世陶潜的《桃花源记》略加比较，就清楚了。《桃花源记》正是根据《礼运》的思想具体形象化的。然则《礼运》的思想又从何而来呢?来自我们通常所说的“易道”。
《周易》上经《乾》卦的用九爻辞说：“见群龙无首吉。”意思是要看到群龙无首才吉利，反过来说，只要群龙有首，就不吉利。这话初看起来似乎反逻辑，实际上是合逻辑的，群龙有首必然有争，无首才能无争，无争才能太平，所以说吉。然则是何物在争，所争何物呢?是群龙在争，争作为首。只有不设“首”，大家一样，才能无争。用于人事，是一种十足的反王权思想
但《礼运》毕竟产生在群龙有首的时代，而且又是议论具体的社会制度，是实实在在的政治问题，既不能像《易经》一样隐晦，也不可能像《易传》那样超脱，因而也就不可能那样直搞，除了尽量描述社会的和谐协调外，凡涉及王权的地方仅用“天下为公”一语带过，而且打着孔子的旗号。也惟其如此，才能在王权的严密控制下存在了两千余年，并不断散发出鼓舞人们前进的力量。
(三)社会基础
所谓社会基础，指的是现实生活对作者思想的刺激和影响。《礼运》篇不可能产生在“大同世界”的三代，也不可能产生在“郁郁乎文哉”的西周，更不可能产生在天下纷争的春秋战国。”“三代”人有这种大体相似的实践，但不可能形成这样完整的思想。西周是名义上大一统的社会，天下宗周，人们正享受着天下“贤君”的“庇荫”，也形成不了这样的思想。春秋战国出现的是百家争鸣，人们在激烈竞争中探索治国的方略，表现不出如此的安详和平静。只有在通过长期的分裂和战乱之后渴望统一，而统一之后又通过暴秦恶政的摧残，人们从正反两方面得到了教训，于是痛定思痛，认识到任何君主都无助于社会治理，王权始终是为君主以及附属于君主的极少数人服务的。于是天下为公的“大道”也就应运而生了。所以说大同思想既是对暴秦统一的反动，又是对长期分裂的非难。人们从实践中看到，表面统一的西周未能给人民带来好处，根本不统一的战国给人民带来战祸，而彻底统一的暴秦又给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于是人们只好返于古朴，回到“三代”的原始共产社会，并加以理想化，作为向往，更作为自我陶醉了。
周易是死的，万物是活的，不能单单的以六十四卦的卦意来定夺。要总得来看，根据月建日辰等等来综合才行，所以说不能单单的以卦意来定夺。 你这卦应该是以摇卦法算的。 且看这： 女测男，官鬼为用神。今测婚而逢六冲卦，测婚忌冲，冲则必散。为不...
楼主你好！
总的来讲易经八卦是一种客观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是老祖宗经过数千年的演变总结出来的。
《易经》以阴阳变化来说明宇宙万物的一切现象。它通过占筮来启示天道、人道、地道的变化规律，为的是把握人生立身处世之本，以趋吉避凶。所以，《易经》的哲理为后世崇仰深究，后人再以义理阐释，使《易经》成为占筮、义理兼而有之的典籍。
《易经》说的是阴与阳的思想，产物。它源自男女不同的性别，是人类原始思想的产物。它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宇宙万物中一切变化的现象。
阳是以一来代表，而以––来代表阴，这两个奇与偶的简单符号，象征并说明了宇宙万物的一切变化。阳刚阴柔，阳动阴静；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因时因地的以阴与阳，也就是刚柔动静的性质来变化。如把天、男、仁、上、前、明、往、昼、尊、贵、福等都属于阳、刚、动；而把地、女、义、下、后、暗、来、夜、卑、贱、祸等都属于阴、柔、静。阳刚阴柔相反相成但并非不变，而是动极则静，静极则动，动中有静，静中有动；阳刚中孕育着阴柔，阴柔也包含了阳刚，相辅相成表里两面。如：男对女为刚，女对男是柔；前对后是阳刚，前对更前则成为阴柔。
“系辞上传”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天地间一切事物的变化无不因时因地或成阳刚，或成为阴柔，而这一阳刚阴柔的变化法则，正是宇宙的法则，人生之律；也就是天理和人道。
“说卦传”中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易经》在这里所要阐明的天道、地道、人道的变化作用法则是一到的；这就是，宇宙万物遵循阳刚阴柔无穷变化作用的法则。所以称作“天人合一”。这样看来，“易”含有变易、简易、不易的意思，宇宙万物因时因地的阴阳、柔刚、静动，变易而不易，复杂而简单，矛盾又统一，对立又和谐；这阴阳论就在阐明这一现象；所以说，它是《易经》的中心思想。
《易经》思想中的这一阴一阳，相对相反，并不对立相克；而是相互错综变化不已，并在变化中生成发展，和谐与统一。
我国古代传统思想中的，不主张斗争，和为贵，正渊源于此。
“系辞上传”中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生”在这里不是产生而演变。就是说，八卦由四象演变而来；四象由两仪演变而来；所以，八卦即四象，四象即两仪，阴阳即太极。
太极是什么？从《易经》的本义去探索，唐代孔颖达《正义》中说：“太极是天地未分前，混而为一的元气。”这一混沌不分的元气，或者成为阳刚、或者成为阴柔，变化无穷；并且以阳统御阴，以阴追随阳。这就是《易经》所要阐明的主旨。这一宇宙根源的元气我们称作“太阳”也就是太极，也以━来表示，其推演如“附图”。儒家崇尚刚健正大其根本就在于此。
而老子主张“无”；这并非一无所有，而是存在的某种物质无声无臭。老子以“无”为道；“有”生于“无”，有形的物体产自无形的本体，“有”与“无”异位而同体。
庄子更将这一“无”的思想，提升为“无无”，“无无无”。“齐物论”中说：“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无也？”庄子“无”的思想，不是由科学实验中所得，而是哲人睿智的直接判断，但又符合科学思想。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自然以地球为本体，然而地球不过是太阳系中一颗星，太阳系又不过是银河宇宙中一个系，银河宇宙又不过是大宇宙苍海中之一粟也。追溯下去无穷尽，而庄子“无无无”的思想，正象征大宇宙的无穷无尽。
地球、太阳，或在亿万年后会消灭；但大宇宙中必会有新的星球、星系诞生成长。大宇宙本身无始无终，永恒的生生不息，这正是《易经》所阐明的中心思想。以人来看，形体之小微不足道，但渺小人的心志活动却能将无穷尽的大宇宙包摄无限；因而《易经》“广大悉备”。
儒家崇尚阳的刚健正大，道家重视阴的虚无柔静。但儒家思想也有谦退阴静的一面；道家思想在虚无柔静中也含有刚强；总之，刚健正大与虚无柔静，是我国传统思想的表里两面。
乾坤代表了天的地，天是行云施雨的空间和万物生成之根源，是造化根本的大阳。与天的功能的大阳相对的是大地的大阴。大地的阴的元气，是万物生生不息的根本；但大地功能顺承天的功能。天是阳，是主宰，是动能；而地是阴，是顺从被动的。
天的法则是变化无穷的。阳刚与阴柔交互变化，使万物生成；同时阴阳保持和谐，才能使万物顺利的发展变化、进化。“归妹”卦的“彖传”中说：“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都借夫妇的道理，比拟天地阳刚阴柔交互作用的生成原理。“系辞上传”中说：“生生之谓易”。下传中说：“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经》以天地的阴阳刚柔、动静的变化生成作用，为天地的德性。
然而，这天地阴阳交错，使万物生成展生生不息的作用，极其微妙难以捉摸。“系辞上传”中说：“阴阳不测之谓神。”又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就要求我们的认识不只是具体的，有形的现象，而且应该以现象发生的抽象的，无形的原动力来思考，这就是阳刚阴柔的形而上的精神了。
《易经》对天地生成发展的作用，最重视的是刚健中正，而且是恒久不已的刚健中正。
《易经》也兼说生死，而且以两者综合，来阐扬天地的大德及无穷的生命力。
总之，天地阴阳刚柔动静的微妙作用，是万物生成发展的根源，阐明这一原理法则并广泛应用到宇宙与人生的一切变化现象上，使人能够知变、应变、适应，去恶向善，避凶就吉，这就是《易经》的思想。
宇宙间可以效法的最大形象就是天地；所以，天地生生不息的变化作用法则，也就是人类社会的行为规范。《易经》就以天地为准则，确立人生规范，以宇宙恒久无穷而又秩序井然的精神，劝勉人生要自强不息，造福社会。《易经》兼备了规范与实用两方面的效用。人生道德修养自应以天地的道理为准则，效法“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宇宙精神，努力精进不懈，使自己在品学修养上有所成就，然后在事业上施展抱负，才能促进社会发展，参赞天地造化的功能于道德及事业之中，才是至高无上的大事业。
“系辞上传”中说：“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这里告诉我们，智慧应当像天一般高明；行为应当像地一般谦卑；睿知圣哲，遵循这一天的法则，崇尚智慧与礼仪，使道德修养有所成就，不仅独善其身，而且能施展于事业中兼善天下。将道德修养、聪明才智，施展于事业中，使人与物一起得到帮助，这就应了天地的变化法则，符合生生不息的宇宙精神，这才是“盛德大业”。
效法宇宙精神，自强不息，这是《易经》的道德理想。阴阳、刚柔、动静，于循环无穷的变化作用中，使宇宙生成，发展，进化，调和，统一；符合这一宇宙精神就是善。传统道德上的仁、义、礼、智、信，就是善，宇宙精神本来如此。
《易经》中阐释了仁、义、礼、智、信、敬、诚、贞、顺等各项德性；是基于道德律与自然律一致的思想，崇尚阳的刚健正大；当然也一再提示阴的谦稳。
《易经》还特别崇尚“时中”。孟子说：“孔子圣之时也。尧舜以来相传之法也。知时中之义，则易思过半矣！”由此看来，《易经》对时间因素，以不偏不倚的中庸原则予以重视。
惟有认识宇宙精神，透彻阴阳刚柔动静变化作用原理的人，才能通幽明之故，最后就可达到心安理得，无忧无惧，知天乐命的境界。《易经》中所说的神，是指天地间阴阳刚柔动静变化现象的至为微妙，难以预料的神秘性；所以，只有天下睿智、最明了道理的人，才能理解《易经》中所阐释的道理的神奇功用，只有无心、无畏、致诚，达到人我两忘的极度寂静，才能看清一切是非善恶，吉凶祸福，也就是通达神明，必然就能担当天下之事。
“系辞上传”中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这是《易经》的根本观念。阴阳相对，但尊崇阳，阳兼有阴：阳为君，阴为臣，阳是主宰，阴为从属；君王象天一样绝对的尊严，臣像地一般绝对的卑下柔顺，这是《易经》阐明的君臣关系。
国家、社会的根基在家庭，家庭基础为夫妇。《易经》并非仅仅主张男尊女卑说，而是要男女夫妇，各自发挥本身的物质，尽各自的本分。当家庭发生混乱时，应当尊重父子的亲情，但并非家长就可以滥施横暴。先正家然后天下才能安定，家庭是国家、社会的基础。《易经》的思想，是家族主义、国家主义，进而是致力于世界和平，谋求人类共同富裕的大同世界。
家人在内，在外的则是朋友，这是人类最亲近的，最根本的人际关系。君子立身处世的态度，往往因客观情况的不同而不一致，但如何取舍？如何临机应变，则在于人，成则在于自我勉励，成败则在于天，这要看机会与际遇如何了。
《易经》中的六十四卦，几乎都以盛极而衰，物极必反的道理谆谆告诫，以提示人生必须时刻谨慎处世，警惕适可而止的重要性，才能确保长久安泰。
《易经》的宗旨在于阐释宇宙大自然的阴阳刚柔动静的变化，变易而不易，复杂而简易，在变化中生成发展，于反复中保持统一与和谐。这一刚健中正，无穷无尽，永恒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正是宇宙精神所在。变易、简易、不易的宇宙法则及生生不息的宇宙精神涵盖着一切。这些都与人生立身处世原则一致，人以大宇宙的自然法则、精神为准则来确立人类自己行为的规范。探明宇宙大自然的法则规律，就能自强不息，面对各种复杂情况而能知变，应变，适变，以促使人类社会的发展向上，为全人类造福。通观《易经》的思想就会明白为什么《易经》被称作“天人之学”而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根源，一切学术思想的源泉，被推崇为大道之源，众经之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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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
《易经》指夏代的《连山》、商代的《归藏》及周代的《周易》，这三部经卦书统称为易经。其中《连山》、《归藏》已失传，传世的只有《周易》一本。从本质上来讲，《易经》是阐述关于变化之书，长期被用作“卜筮”。“卜筮”就是对未来事态的发展进行预测，而《易经》便是总结这些预测的规律理论的书。《易经》含盖万有，纲纪群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广大精微，包罗万象，亦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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