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说的是八卦的变化，五行的变化其实已暗藏其中！并且从中国的文化史方面来看五行的提出及完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而易经的最早提出在商周就有了！
玄学 玄学是三国、两晋时期兴起的、以综合道家和儒家思想学说为主的哲学思潮，故通常也称之为“魏晋玄学”。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 玄学即“玄远之学”，它以“祖述老庄”、综合儒道立论，把《周易》、《老子》、《庄子》称作“三...
玄学，此处的“玄”字，起源于《老子》中的一句话“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学本来是哲学上的一个用语，指的是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以《老子》为研究核心哲学思潮。在近代泛指一切研究不可知本体的学说。在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其内涵被扩充到了极致，一切不可知的、不可思议的，科学不能解释不能涉及的，似乎都被包揽进了玄学的范畴。
玄学又称新道家，是对《老子》、《庄子》和《周易》的研究和解说，产生于魏晋。玄学是中国魏晋时期到宋朝中叶之间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也可以说是道家之学以一种新的表现方式，故又有新道家之称。其思潮持续时间自汉末起至宋朝中叶结束。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 玄学即“玄远之学”，它以“祖述老庄”立论，把《老子》、《庄子》、《周易》称作“三玄”。道家玄学也是除了儒学外唯一被定为官学的学问。
魏晋名士东汉末年﹐统治集团分裂﹐社会危机日益尖锐。在意识形态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开始动摇﹐今文经学和谶纬内容空虚荒诞﹐丝毫无助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于是古文经学代之而起。同时由于选举名实不符，欺世盗名、贿赂公行的现象比比皆是，名教理论开始破产。到了党锢之祸发生，传统的价值体系开始崩溃。
此后汉朝士人，以尽忠于皇帝，尽忠于朝廷为理想品格。士人忠于社稷的心态，是非常普遍而真实的。那时的士人，在感情上“与大一统政权是一体的，有一种亲近感”，以维护、巩固这个政权为自己的职责，为之献谋，为之筹划，为之辛劳，也为之忧虑。当时的官员，有“循吏”之谓。循吏对中央政权耿耿忠心，敢于上书进谏，且出于真心。汉哀帝宠幸男宠董贤，王嘉上书极谏，惹怒哀帝，而被治罪。当狱卒凌辱他的时候，他喟然叹息，他说自己罪当死：“贤，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进；恶，高安侯董贤父子，佞邪乱朝，而不能退”。而对于地方治理，则竭忠尽智，立足于“以礼义化民”。光武时的桂阳太守卫飒，整治桂阳郡，“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期年间，邦俗从化”。循吏之行善政，意不在为私；附和上级，以求得上级的赏识，是为私，于己之士途诚然有益，而循吏之着眼点，则在为国为君，“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爱”，不敢窃天官以私己。
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士人，由于受到儒家正统思想哺育而成长，君臣之义是他们立身的基本准则。外戚宦官“窃取朝政，临逼主上。淆乱君臣之义”，使得士人痛心疾首，无比愤慨。士人争相进谏，上书陈词，然而他们的命运都是悲惨的：乐恢上书要求抑制窦宪权柄，以改变君臣失序的状况，然而不仅没有为皇帝所接受，甚至最后被窦宪指使州郡官吏胁迫服药自杀。安帝时宦官专权，杨震数次上疏，未能奏效，后被遣归乡里，在半路饮鸩自杀。杨震在当时是一代名儒，他的死引起了很大震动：“道路皆为陨涕”。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对于士人心理来说，无疑是极大地挫伤。他们反对宦官外戚，本意是维护朝纲，完全是忠于皇权，一心一意维护儒家道统和大一统的朝廷，但这个他们一心维护的政权，已经完全腐败，所以他们得到的只能是一次次的失望。
此后，“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开始抬头，人们开始崇尚贵生、避世。黄老思想也开始兴起，如王充的《论衡》便公开反对神学的目的论，名法思想开始产生影响。
郭象《庄子注》
而士族社会对个性自由与封建秩序的双重需求，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表现为魏晋精神世界中“名教与自然”的学术主题。建安时期，曹氏为首的建安名士们思想极为混杂，他们有反儒家传统的精神，推崇黄老的“因循”原则，校练名理，同时又受老庄思想影响，崇尚放达。而产生于建安游宴的魏晋清谈更是玄学产生的摇篮。魏晋清谈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求理，二是娱乐，而平等原则贯穿其中。当时清谈的论题主要有圣人问题、德治与法治、人才标准、君父先后等，破除了天命论，认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君主无为而无不为。这些都对魏晋玄学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作为儒学根本的《周易》之学﹐此时由于拘执于象数十筮﹐义理隐晦﹐产生了对易学重新探讨的需要。在这种社会政治﹑学术思想发展的背景下﹐出现了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潮。玄学的名称最早见于《晋书·陆云传》﹐谓“云(陆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魏晋之际﹐玄学一词并未广泛流行﹐其含义是指立言与行事两个方面﹐并多以立言玄妙﹐行事雅远为玄远旷达。“玄远”﹐指远离具体事物﹐专门讨论“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因此﹐浮虚﹑玄虚﹑玄远之学可通称之为玄学。玄学家又大多是当时的名士。他们以出身门第﹑容貌仪止和虚无玄远的“清谈”相标榜﹐成为一时风气﹐即所谓“玄风”。大部分玄学家主张毁弃礼法﹐但少数依然维护着封建的伦理观念。
我来说说，纯手工打字。 易经准确的说是上古科学。 天朝的所以东西基本都出自这里。 换句话说，占卜、风水、相术、哲学、武术、中医、音乐、养生、天文、地理、历法等都是易经的一个研究学科而以。 所以说易为中华上古科学的基础，为祖，为理论...
玄学是对《老子》、《庄子》和《周易》的研究和解说。产生于[魏晋南北朝|魏晋]]。是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是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现的一种哲学、文化思潮。 “玄”字出自老子《道德经》第一章，末句形容道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言道幽深微妙。...
玄学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是在中国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一般特指魏晋玄学。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
魏晋时期，由于汉代以来农民起义的打击，统治阶级所尊奉的天人感应的儒学思想和阴阳谶纬的神学思想已经丧失了欺骗人民的作用，玄学便应运而生。玄学是揉合儒道两家学说而形成的新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体系。玄即深奥、玄妙之意。当时士大夫将道家的《老子》、《庄子》和儒家的《周易》称为“三玄”，并以此为根据探讨一些抽象、玄虚的问题，因此他们所谈的内容称为玄学；进行辩论的形式称为“清谈”。玄学是以老庄的“贵无”主义为理论基础，结合儒家的纲常名教，为士族门阀的根本利益进行辩护的唯心主义哲学。因此，玄学是士族门阀应付时变的理论和扼杀农民起义的工具。
由于士族门阀内部存在着不同的集团和派别，玄学也形成不同的流派。
曹魏正始时期（240-248年）的何晏与王弼是玄学的倡始人。何晏的《论语集解》、《道德论》，王弼的《易注》、《老子注》，都是玄学的重要著作。他们论证了有无、本末、一多、动静等哲学范畴，提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的客观唯心主义本体论。又说“无”即为“道”。无与道虽然是无形无名，不可为象的，然而却是一切有形有象物体的本源，是地道的客观唯心主义。他们在政治思想方面，提出了名教（封建等级制度、礼乐教化）出于自然（玄学的道和无）的主张，以证明名教是宇宙的本体“无”或道的产物，而且是有其必然性的。这样，就将儒家的名教同道家的“自然”巧妙地结合起来，从而论证了名教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可见玄学是以曹魏的时政需要为依据的。
正始以后，掌权的司马氏为了篡夺曹魏政权，标榜名教，主张以儒学治天下。一些拥曹派士大夫不满时政，又无力公开反抗，乃以玄学为工具，对司马氏标榜的名教进行侧面攻击。代表人物有嵇康、阮籍。他们与王弼、何晏不同，认为名教与自然是对立的，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阮籍为了反对司马氏假意提倡的“孝”，在母丧时饮酒食肉。他笑骂遵守礼法的伪君子为裤裆里的虱子，讽刺他们如同虱子一样循规蹈矩，“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裤裆”，却专以“咬人”为生。阮籍等人攻击名教，排斥礼法，是公开同司马氏宣战。司马氏实权在握，终将阮籍软化，并杀死嵇康。阮、嵇冲击儒家的教条，揭露司马氏提倡名教的虚伪性，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们思想颓废，以攻击礼教宣泄个人对司马氏的不满，并非真正反对礼教，仍然属于玄学家。
西晋时期玄学的代表人物为向秀和郭象。他们与阮、嵇不同，是通过为《庄子》作注的方式阐发自己的思想。他们修改了何晏、王弼的“贵无”主张，认为“有”是自然存在的，并不生于“无”，因而提出“名教即自然”的理论。向、郭把这个理论运用于政治上，认为一切现存的事物，诸如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都是合理的、自然的；认为“以小求大，理终不得，各安其分，则大小俱足”，这就是要让人民听其自然，遵守名教，安分守己。他们还认为“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这种说法就是使统治者既有清高之名，又得剥削之实，完全是替士族门阀既享有高官厚禄，不理政事，又要假装清高的行为进行辩护。向、郭是司马氏西晋政权的拥护者，他们宣扬的理论，是完全代表士族地主利益的哲学。
在魏晋玄学之风盛行时，各种反玄学的思想也不断出现。两晋之际唯物主义思想家鲍敬言的《无君论》，就是比较突出的代表。鲍敬言从天地是物质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认为天在上，地在下，是自然存在的现象，无所谓尊卑。这与君臣上下、等级制度毫无关系。这在士族门阀的腐朽统治时代，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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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
玄学指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糅合儒家经义以代替繁琐的两汉经学的一种哲学思潮。其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本末有无﹐即宇宙最终存在的根据问题﹐亦即本体论的问题。“玄”指无形无名的“道”，由于魏晋玄学奉《老子》、《庄子》、《周易》为经典，注重形而上的“有无之辨”，故从南朝开始，后人以“玄学”称谓这一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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